两百年充满传奇、大起大落的历史,从落魄的官僚家族到弃学从艺;从富人奢侈品到慈禧太后的宫廷玩物,既而让洋人觐觑的
脱胎漆器;从家庭作坊到神秘加工场,到七个分号企业组成的庞大漆器制售网络,再到从工艺美术界消逝……曾经的戏剧性变化和现今的消无声息让这个家族充满了神奇。
沈绍安
留下“金饭碗” 权贵人家的追捧让沈家的独门手工艺品
脱胎漆器挤入上层社会。
落魄家族、厌学少年、漆匠
1767年4月,
沈绍安出生于福州一落魄的官僚家族,因为厌倦读诗文,这个年少的孩子做了漆匠。
对于当时的沈氏家族来说,他们从未想过光宗耀祖的希望与这个无读书天分的男孩会有联系,他们和其他家族一样,遵循着传统的成功之道——读书,然后走上仕途,他们对他的希望仅仅是自食其力。当然,当时变化的社会环境还不至于让沈家阻止这个家中独子的决定。清乾隆时期,民间文化复苏,皇宫的生活因为民间的太平更注重享乐,内臣们则到处张罗民间艺人为内廷供奉,为皇室雕琢玩赏用具。这对当时的手工艺人来说,就是一则足以让人兴奋的消息。
沈家没想过,这个看起来没出息的男孩做工匠的决定,会成为日后沈家名扬四海的机会。年少的
沈绍安并没有一开始就表现出在这门手艺上的天分。他和其他学艺的人一样,学徒、出师、开店,接琐碎的活,赚很少的钱,过简单拮据的生活,直到去修了那块金字横匾。
那天,
沈绍安到衙门里替官员修理金字横匾,看到匾上的字迹虽已斑驳不堪,可里面是夏布裱成一层,仍然坚韧挺固,他很快联想到
脱胎漆器的制法,这让他兴奋,像一个孩子发现了一种新的游戏。之后,沈便邀请了泥塑艺人雕塑几尊泥神像,外裱夏布,涂上漆地,干后挖去泥土,再行髹漆加工上色。经过这样不断地反复,
脱胎漆器得以完成。这项最初仅仅是简单理想的工艺发现,为
沈绍安成为上层艺人做了个铺垫。
上层社会奢侈品制造商 艺人的出名和商人不一样,他们无法像商人一样投其所好,用改变所售商品的形式改变商运,他们只能等待手上的工艺品满足当下主流的消费需求,卖个好价钱。在这个问题上,
沈绍安是幸运的。
做漆匠的时候,
沈绍安在福州双抛桥开了间家店连在一起的
沈绍安老铺子。之前,这家店的生意和其他漆器小店一样,替人家加工、接受些订货,制售些小商品朱漆筷子、漆碗、神主之类的东西,生意清淡。即使折腾出了
脱胎漆器这个新的漆器工艺,也只是利用这漆铺的架子兼售新产品——
脱胎漆器,等待市场的眷顾。
因为双抛桥紧邻“三坊”——文儒坊、衣锦坊、光禄坊,这三条街道是当时福州的富人区,住的多是官僚、豪绅、地主等权贵人家。这样的地理环境对于
沈绍安漆器最初的业务发展来说,确实是十分有利的条件。因为工序复杂,工艺精致,
脱胎漆器的价格昂贵,并不是一般家庭所能购买得起的,权贵人家的追捧不仅让
沈绍安很快从普通手艺人中凸显出来,而且让沈家的独门手工艺品
脱胎漆器挤入上层社会。
富足起来的
沈绍安倒并不功利,当他的商人身份逐渐强势于艺人身份时,他并不专营于逐渐打开的上层社会。沈家曾经一直高挂一幅
沈绍安的肖像图,图中的沈手执钓竿,身穿棕衣,神采奕奕,逍遥自得。据沈家后代介绍,这幅画是采纳京剧中“八百载”的故事,自比姜尚在渭水钓鱼,不事招徕,把顾客比作周文王,识货前来,愿者上钩之意。
沈作霖
制造“黄金时代”制定沈家家规 沈家在
脱胎漆器的传承上,接连几代都是一脉单传。
沈绍安只有一个儿子沈初朱,沈初朱也只有一个儿子沈作霖。在沈初朱时期,是沈家手艺和生意稳定发展的阶段。当时,福州辟为五口通商口岸,中国与外国的交流空前繁盛。这一时期,沈初朱的重要作用是为家族的独门手艺拓开了国际市场。他模仿西方造型,迎合欧洲人的喜好,生产各种烟斗、咖啡具、茶具、花瓶等。
只是,到沈作霖这一代,沈家内部与外部的环境都在发生大的变化,这让沈作霖成为了
沈绍安家族发展史上的第二个重要人物。
成年后的沈作霖娶妻纳妾,不久就有了6个男孩。对于手艺的传承来说,这的确是个问题。如果六房都学手艺,将来分散竞争,对于技术就不能保守。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沈家创下了自己独有的家规:技术方面,传内不传外,传长不传次,传男不传女,传嫡不传庶;财产方面,上代的动产不动产,只分给没有学艺的子孙,让他们转业安排生活,学技艺的后代,不但无继承上代物质财产的权利,同时还要负担上代欠人家的债务。
对于沈氏家族而言,上辈传下来的
脱胎漆器技艺是一只“金饭碗”,足以“取之不尽,用之不穷”。只是,这定下的家规并不能解决所有问题,甚至加速了沈家后代的独立门户。
在传长不传次的家规正在实施的时候,事不凑巧,第五代长孙没有生在长房,而是生在次房,这个在同辈中居长的沈正憘,以长孙的身份也要求学艺,争取取得“金饭碗”。沈家为了防止“金饭碗”被击破,必须保守技术。要保守技术只有依赖家规,在这种情况下,沈正憘的学艺没有得到上代的支持。当然,这也无法阻止他学习制造漆器。成年后的沈正憘开设了“
沈绍安憘记”,自己也以手工业者的形式从事生产销售。
实际上,“
沈绍安憘记”仅仅是
沈绍安后代分立的众多门户中的一个。到
沈绍安第五代,沈家不同人开设的字号林立,其中仅第四代长房沈允中派下就有四家企业——
沈绍安正记、
沈绍安恂记、
沈绍安恺记、
沈绍安愉记、
沈绍安兰记,除作为长房长孙的沈正镐所开的
沈绍安正记和第四代沈允华的儿子沈友兰所开的
沈绍安兰记外,其他几家都只有家庭作坊的规模。
进入皇家宫廷 对于当时的艺人来说,最高境界莫过于作品进入宫廷,受到皇室赏识。最初,沈氏的
脱胎漆器还只是在官场上相互馈赠,未进入皇室宫廷。沈家的这一愿望在沈作霖时期得以实现。
1887年,慈禧太后重揽政权。忠于太后的所谓“后党”许应憘重新得到起用,派为闽浙总督,衙门设在福州。当时,许的母亲就跟随他一起住在官府。许是个相当孝顺的人,会想尽办法讨母亲开心,比如许母喜欢听古琴的嗜好。古琴也因此成为沈家的
脱胎漆器进入宫廷的一块敲门砖。
沈作霖晚年在调教孩子们勤练手艺之外,还有另一喜好——弹七弦琴自赏。这一消息很快被许总督身边的帮闲们打听到。不久,许应暌不惜以总督之身,亲自开大门邀请沈作霖到家中弹琴。沈作霖也因此得到青睐。许应暌倒是遵循礼尚往来的规则,一直想给沈一些回馈。
当时,清朝政府对海关税收是招商承包,除应交承包税款外,其余都归承包商所有。这是一块肥料。许有意抬举沈作霖,但是沈受宠若惊,不敢尝试,同时也没有预交下注的一笔大本钱。看起来,沈家确实是因此失去了一个成为巨商的机会,但知恩图报的许却为他们在另一个方向开了扇窗。
许应憘为了取悦慈禧太后,同时也用以酬谢沈作霖弹琴的辛苦,向沈家长房镐记、恂记两家,花费几百两银子买了一批
脱胎漆器送给慈禧。
脱胎漆器从此进入皇室宫廷。慈禧太后也因此赐予沈正镐、沈正恂兄弟四品商勋,五品顶戴。
对于经商的艺人来说,这消息确实是最好的宣传。之后,
脱胎漆器在中国国内更加活跃。沈氏一家将这个时代看成是沈氏家族的“黄金时代”。
沈正镐
打开国际市场 在当时执掌家业的沈正镐看来,
脱胎漆器技术是维系家族延续的“金饭碗”,技术保密的重要不亚于生命。
秘密工场如小姐闺房 “黄金时代”在给沈家带来荣耀与财富的同时,也带了另一些负面的东西,比如同业的模仿制造、外界对沈家技艺的觐觑。
到沈作霖执掌家业的后期,市场上开始不断出现许多同业模仿制造
脱胎漆器。当时的制假手法和现在的并无太大区别,同样是在招牌上做文章。他们趁着沈家有了各记分号的混乱,开始“鱼目混珠”地设店于沈家各号的周围,招牌多是胜绍安、新绍安、锦绍安、广绍安、枕绍安,用以影射和混淆。对于这一批新来的同业竞争者,沈家表面上很镇静,认为他们是外行人,但实际上,沈家的业务是受到影响的。憘记、恺记、愉记早在1934年前先后倒闭与此不无关系。
在这种情况下,沈家对自己绝门手艺的看守更加严格,不只是在家族内部严格以家规的形式保守
脱胎漆器技术,对于民间艺人参加设计生产也是严守秘密。
当年,在
沈绍安的老铺继承家业的沈正镐因为老铺的有利条件,业务易于开展,罗织了许多民间塑造、雕刻、锯花、漆工等各种艺人30多人,集中到自己的企业里,开展分门别类的生产,并雇佣临时工和学徒。雕塑艺人张振奎在当时是一个塑造名手,沈正镐将他安置在自己的企业里,美酒佳肴,殷勤礼待。为了保守生产过程的秘密,沈家特地在企业楼上设了一个秘密工场,俨如封建时代千金小姐的闺房,不但其他技工不能上去,连茶汤供饭也不放手让学徒担任,特地向外间雇佣一个蠢笨的女佣,专门替张振奎做些杂役。
识破洋人相亲阴谋 当沈家生意越来越红火的时候,市场上的“敌人”甚至不仅仅来自于国内。
鸦片战争后,清朝政府的闭关政策被打破,随着“南京条约”的签订,福州被列为“五口通商口岸”,这给福州带来了资本主义国家的洋人、以及受洋人豢养的新兴买办资本家,他们对一切新鲜的、可能带来巨额利润的买卖感兴趣。在沈家的店铺前,常常可以看到洋人的身影。此时,沈家的
脱胎漆器也由内销逐渐转向外销。
上个世纪30年代,有个来自美国的商人斯密,曾经企图以各种方式抢走这一技艺。斯密常常到沈家店铺大批量购买漆器,沈家自然不会一开始就知道这个蓝眼睛洋人对获得沈家技艺有一整套的计划,以为他仅仅是个商人,还特地准备了西餐用具,殷情招待。
斯密的第一个方案是向沈家提出要与沈正镐结成儿女亲家,定聘沈正镐年才9岁的幼女沈忠英。在遭到沈正镐的婉辞拒绝后,斯密开始了第二个方案,提出由他拨巨款与沈家合作。再次遭拒后,斯密仍然不死心,使用第三套方案——出洋钱20万元,购买整套技术。屡次被拒绝,无计可施的斯密才惺惺地回国。
在当时执掌家业的沈正镐看来,
脱胎漆器技术是维系家族延续的“金饭碗”,技术保密的重要不亚于生命。
受宠国际博览会 在保守即使秘密的同时,
沈绍安的后辈们的公关意识似乎都与生俱来,这与
沈绍安愿者上钩的经营方式并不相同,但这种看似张扬的方式确实让沈家名声骤起。
1910年,清王朝垂亡,企图通过“劝工劝业”的办法挽救危局,在南京举办了一场“南洋劝业会”,广泛征集民间产品。
沈绍安镐记、
沈绍安恂记都将产品送去参展。
沈绍安镐记沈正镐在
展会上又获得了一等商勋,四品顶戴,这让沈家
脱胎漆器的身价又一次倍增。
之后,沈家作品不断地参加各种国际展览会、
博览会,比如1910年美国圣路易斯
博览会、1911年意大利觉兰多
博览会、1937年美国旧金山万国
博览会等。在这些展销会上,沈家
脱胎漆器获得的不只是国际人士的赞赏、各种奖章、奖状、还有销路。在闽海关就档案上,还可以查到这样的数据:仅1920年输出的
脱胎漆器,就有44063银圆,其中主要是沈家的产品,超过了福州输出土特产数字的53%以上。
沈幼兰
家庭叛逆者 在沈家的众多继承人中,沈幼兰也许是其中最具商人意识的,他擅长另辟蹊径,拓展商机。
另起炉灶 在
沈绍安第五代中,沈幼兰是另一个关键性人物。
沈幼兰,生于1890年,是
沈绍安嫡系后裔第四代沈允华的儿子,与正镐、正恂是堂兄弟,在沈家的众多兄弟中排行20,当时沈家都称其为“二十叔”。因为他留人丹胡子,又号称“二撇”。
少年时,14岁的沈幼兰因为家境不宽裕,只念完6年私塾,就到沈正恂开的“恂记”
脱胎漆器店去学艺,19岁出师后当上技工兼做经营管理,颇得正恂的器重。不过,那场“南洋劝业会”改变了这个暗藏野心的男人的一生。
在“南洋劝业会”上,以“恂记”代表参会的沈幼兰第一次看到中国手工艺品汇萃的盛况。同时,沈家获得一等商勋、四品顶戴的官衔。名利双收的荣耀给这个年轻的小伙子很大的刺激,他在此时暗下决心,应另起炉灶。
1915年,24岁的沈幼兰离开恂记开始自立。他带出一批艺人到洋人密集的仓山塔亭路开店营业。凭借五口通商后福州仓山区的地利优势,生意很快繁盛起来。虽然本身是技工出生,但精明的幼兰本身不参加生产,他很清楚自己更擅长于经营管理。他为“兰记”漆器店印制了各种精致的宣传卡,以标榜名牌该品质。客人一进店就人手一册,大量散发。在这一点上,沈家其他几个店是不及的。很快,“兰记”名声大涨。
商场上的明星 在沈家的众多继承人中,沈幼兰也许是其中最具商人意识的,他擅长另辟蹊径,拓展商机。沈氏
脱胎漆器在洋人中的影响,相当功劳需归于沈幼兰。
每年盛夏,沈幼兰会坐着轿子到洋人避暑消夏的鼓岭设立夏令临时营业部。同时,还在国内外遍布商业网,上海、厦门、香港、西贡豆油代理机构。沈幼兰明白要追求更多的利润,除了巧做经营外,还要进行多形式的社会交际活动,因此以各种名目诸如婚丧喜庆,宴请洋人以及社会名流,几乎每日不断,并以时任省长的萨镇冰是他的表兄为靠山。
沈幼兰俨然是沈家在交际场上的明星,他平时外出赴宴都是坐叮当响的人力车,身穿笔挺的西服,有时讲几句英文应酬外宾。平时家宴,店里也都备有整套西式的餐具、咖啡奶茶等,用以招待洋人。
因为精于生意,这个曾经在没有得到家族同意,私自开设分号的男人一度成为沈家在生意场上的一个符号。根据1933年《福州便览》中的记载:当年资金在1万元以上的,仅
沈绍安兰记一家,且雇工30人,在沈氏嫡系中所占比重最大。
沈忠英
另一种传奇花木兰式女艺人 在沈家的家族史上,这是个多少有些传奇色彩的女子。
当年,作为长房长孙的父亲沈正镐准备将沈家手艺传给下一代时,沈正镐的长子沈德铭并不愿意继承父业,决绝地出外读书去了。从上海圣约翰大学毕业后,沈德铭在福州当税务司局长。此时,沈正镐顾虑到“金饭碗”失传,便答应让小女儿沈忠英学艺。因为毕竟是女子,担心将来手艺传到外姓人家,于是便多了一则苛刻的条件——要学艺就要不嫁。这个年少的女子接受了父亲的要求,开始常年足不出户地埋头学艺。
在技艺上,沈忠英完全继承了父亲的严格、精细。史料上曾经这样描述其制造漆器的情形:事先洗过澡,包上头发,穿上绸衣,以防止从头发、棉布上的纤尘飞入漆料中;为防止色变,则是日以继业地髹漆,肚子饿时,由别人送些馒头、蛋糕之类的食品,她用口来接,即使是下霜、下雪的寒夜,也是如此。
“镐记”名存实亡 对技艺的严谨让她成为
沈绍安第六代中的技术象征,但,这个作为单纯艺人,并不懂得更多商道的沈家女子无法阻挡沈氏企业在动荡的商场上将遭遇的打击。
号称长房的
沈绍安镐记自沈正镐死后,企业无人主持,不懂经营的妻子曾经一度顶替上去,但最终一筹莫展,业务大大衰减。
当时,四大家族开始控制金融机构,黄金买卖市场投机业务抬头,
沈绍安镐记欠了粮店白米36包,情况严重,却受人怂恿抽调了企业资金,与人在南街开起了“天源金店”,导致企业越来越困难。此外,镐记的伙食在当时也不再自己办,托由附近的饮食店代办,为了节省,竟要求将8人用的膳食分给10个人食用。这让店员人心涣散,逐渐离开。
此时,镐记基本上只是靠着沈忠英的技术,关起门做些零星生产。沈正镐生前设计的不少漆器原胚,都被束之高阁。尽管此时,曾经做官的哥哥沈德铭此时为了重兴家业,弃官从艺,掌管了漆器店,但曾经风云一时的镐记已经名存实亡。
沈德椿
危机时代创业者短暂的“德记”商业史 1942年,长房沈允中次子沈正增膝下的沈德彬、沈德椿开设
沈绍安德记。此时,沈氏漆器的光辉时代已经过去,家族的各家名号像其他经历过战乱动荡的工商企业一样,颓势难挡。
在这个时期开店的沈家两兄弟早年分别在恂记、兰记学艺。兰记计划在弟侄学徒中培养一个管理人才,便对沈德椿除教授技艺外,还让出一部分时间让他学习英语,以备更好地发展贸易。沈德椿出师后,一直在兰记工作了7年。这样的经历为这个年轻男子提供了很好的经验。或许,当初兰记老板沈幼兰带着一批艺人自立门户的反水事件也给沈德椿留了些心理暗示——有朝一日,应该自己做。
此外,因为是内定的管理人员,沈德椿除获得工资之外,还可以从企业纯利润中提出10%作为报酬。这为沈德椿的创业提供了相当的资本。
1942年,沈德椿从城内的文藻山搬到仓前山,与哥哥沈德彬在兰记漆器店对面租了一间房子,开起了
沈绍安德记漆器店,成为沈氏家族中以
沈绍安为冠顶的第7家分号。
只是,沈德椿兄弟没有沈幼兰幸运,当然,这与沈德椿兄弟的性情不无关系。沈德椿兄弟并不像沈幼兰那样,具备在商场上长袖善舞的能力,他们的身份更适合定位于艺人。在开设德记之前,沈德椿已经是一个在上色方面相当出色的巧匠。他为
脱胎漆器这一工艺创造了沈金漆。这样的角色定位似乎从一开始就注定了德记的商业史是短暂的。解放前夕,德记的技工已经全部解散,只剩下沈德彬、沈德椿兄弟。
解放初期,沈家众多分号只剩下兰记与德记,但门前已是一片荒凉冷落。
解放初期,福州举办“福州民间艺术展览会”,展览品以
脱胎漆器为重点。对于漆器行业来说,这样的展览会多少有点枯木逢春的意味。此时,接受了大量订货的兰记因为人员不足,已经无法完成生产。沈家的“金饭碗”此时成为了沈家后代的包袱。1952年,兰记实行公私合营。1956年,合营公司与其他企业合并成立“地方国营福州第一
脱胎漆器厂”。1957年,德记并入“地方地方国营福州第二
脱胎漆器厂”。镐记末代掌门人德铭的独子沈元改业。
沈绍安家族的
脱胎漆器史划上句号。